他认为写作最好的状态是：“我写作，读者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就不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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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特客户端·深圳新闻网2022年9月8日讯（记者 童小晋 张玲 苏晓敏）邓一光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作家，始终保持着纯粹与真实。他说：“如果作家对复杂的现实视而不见，一味地歌功颂德，这样的文学就没有必要存在了。”
邓一光从1980年开始小说创作，一支笔写现代历史的波澜起伏，一支笔写当代都市的光怪陆离。陆续出版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《红雾》《组织》《想起草原》《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》《我是我的神》等10部，中短篇小说集20余种，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、首届冯牧文学奖、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、第二届国家图书奖、第三届郁达夫文学奖、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等数十种重要文学奖项，长、中、短篇小说都有翻译作品在国外出版。
2009年，邓一光一家迁居深圳，他从身边的人和事中取材，创作了50余篇以深圳人为题材的短篇小说，被文艺批评界称为“现象级”的城市写作。
邓一光接受采访。（深圳新闻网记者 童小晋 摄）
写作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
邓一光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，他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里，生活相对封闭，与外界接触得不多，这让他从小便对社会产生了一种好奇心。
童年的邓一光如痴如醉地投入到阅读中，在那个年代里，阅读成了他的避风港。《白静草原》《人间喜剧》《叶尔绍夫兄弟》《罪与罚》《红字》《十日谈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罗亭》……阅读让他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。
17岁时，邓一光离开重庆，到开县插队落户，他的阅读和文笔在知青点派上了用场，这些文字甚至还能为他挣工分。有一年，邓一光在黑板报上写下“五四”诗篇，被《万县日报》记者摘抄了去。就这样，他的文学梦开始萌芽。
身为军人的父亲讲究务实精神，除数理化之外，不赞成孩子们阅读太多的文学书籍，也不支持孩子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。但邓一光认为：“写作是人的天赋权利，个人的选择和时代息息相关，我希望我对生活能够保持审美的目光，能留下一些值得的思考。”
过去几十年里，邓一光做过知青，做过工人，做过记者，也做过文学刊物编辑。这些经历都是财富，影响或塑造了他的人生。
书写战争就是书写现实
写过许多战争小说的邓一光，在文坛一向以“硬汉作家”著称，当记者问到他对这个标签的看法时，他只是笑笑：“当你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时候，社会一定会对你有各种各样的评价，你只需要听听，或者不听也可以。”
从报社离职后，邓一光有了更多的时间写作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，曾有过用38天废寝忘食地完成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的经历。创作了《父亲是个兵》《战将》《远离稼穑》《我是太阳》等小说，这些作品被人们称为邓一光的战争文学谱系。有评论家认为，他的写作影响了很大一批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家的写作。
邓一光。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邓一光的战争文学作品笔风雄健，刚烈坦荡的英雄人物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充满了理想主义与宿命感。他的作品《我是太阳》中有这样两句话：“他们是太阳，真的太阳！没有什么能击倒他们！就算击倒了，第二天黎明，他们还会不屈不挠地升起来，继续燃烧他们的命！”
然而，在邓一光南下深圳后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人，或所有的士兵》中，则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到战争中宛如蜉蝣般飘零的小人物身上，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第一次正面地描写战俘营。故事聚焦1938年到1946年的香港，讲述了太平洋战争前后东亚风云和中国命运的故事，包含了作家对国家、时局、战争、人类的思考。
邓一光作品《人，或所有的士兵》。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在谈到《人，或所有的士兵》中的“不完美”主人公郁漱石时，邓一光说：“多数时候，人和事物并不具有非黑即白的属性，所谓终极人性是复杂的，或者模糊的。在郁漱石的身上，体现出的是一种人性的复杂性。”
在邓一光看来，战争是人类历史的常态，这也更凸显了和平的珍贵。他表示，从公元前3200年到1964年中，全球共发生了14531场战争，平均每年2.6次。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37年，世界上就发生了470起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，没有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时间只有26天。“所以，战争是人类历史的常态，书写战争，就是书写现实，回避战争，就是回避现实。”
小说的扉页上写着：“任何美化都是背叛，所有生存皆为侥幸”。这也是邓一光对战争态度的真实写照。
在这本书的末尾，列着密密麻麻的参考书目，邓一光说：“记得读了七十多本书，至于相关资料，具体数目记不清了。”
一座城市的2000万个发光体
2009年，邓一光一家来到深圳。“山海之城”是邓一光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。他觉得这里植被丰茂，雨水充沛，空气非常好，气候变化也不大。在母亲离世之后，他和家人也定居在这里。
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与人们想象的不同，这位大作家的日常生活很简单，有时他会和三五好友聚聚会，也会自己打扫卫生、做做饭，在悠扬的音乐中阅读一本书，或者看一部电影。
邓一光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：“我自食其力，对周边的环境非常关注，我有热爱的世界，有质疑的问题，也有我要努力去建设的世界。”
邓一光还热衷于行走，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外出行走，去感受森林、草原、大海、高原、沙漠。
居住在深圳十二年，邓一光写下了50余篇“深圳系列”的中短篇小说，出版 《深圳在北纬22°27’-22°52’》《你可以让百合生长》《深圳蓝》《坐着坐着天就黑了》和《花朵脸》五部小说集，部分作品两度入选全国城市文学排行榜，两度入选收获文学年度小说榜，两度获得十月文学奖，三度获得人民文学奖，三度获得《小说选刊》奖，让人们了解到一个生动鲜活的深圳。
邓一光作品《深圳蓝》封面。 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邓一光没有去描写都市的光鲜亮丽，而是将目光聚集到这座城市的小人物上，邓一光以细腻的笔触与人文关怀，书写着这座城市里普通人的笑与泪。
改革开放四十年，深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，在邓一光的心目中，这份成就离不开这座城市里所有默默无闻的建设者。深圳移民身上蓬勃、旺盛的生命力，令他动容。“人们喜欢讲城市的巨大变化，很少涉及到生命个体。而我从个体的身上看到了这座城市了不起的个体努力。”邓一光说，“来到这座城市的人，他们有不安，也有焦虑，不顺利的时候抹一下泪，但是他们的身上始终带有不甘和希望，如果没有他们，那就只剩下一座空城。”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深圳的文学也在发生变化。谈到打工文学，邓一光坦率地表示，当年被文艺批评界命名为“打工文学”的创作现象，早已发生了本质变化。那些创作活跃的作家和诗人，多数不再写外省人、劳资冲突和身份认同等内容，而是更多地转移到“新深圳人”“在地书写”甚至“我城”的写作。“人们的认知也应该迭代，至少在新的维度上去谈论它，才是一种尊重的态度。”
邓一光认为，这片土地充满无限可能性，正是因为它的文化和价值多元、它无所不在的新鲜的念头、它对非主流文化的耐心和包容。
关于写作这件事，邓一光认为，一切的写作活动，都应该是从自身的体验出发：“书写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属于写作的副产品，我写作是因为我有好奇，或者困惑，写作是一种理清它们的方式，不是想要影响这个世界。”
所以，他认为写作最好的状态是：“我写作，读者愿意看就看，不愿意看就不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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